内容提要：“崇高”，作为西方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备受中华诗学的推崇，自古以来它在东西文化中相异相融。本文从天津“八·一二”爆炸事件出发，在重温和分析西方崇高美学经典的基础上，认为“伪崇高”是对“崇高”的误读，“伪崇高”的三种表现形式是：用律令和权威绑架了的崇高，将元素误作本质化处理的崇高——将主体和客体做了置换的崇高。本文以弗兰克·奥康纳的《国家的客人》和纳撒尼尔·霍桑的《胎记》为例证分析，向当代社会提出重温崇高传统、为崇高松绑和回归崇高本质的倡议。

一条有关爆炸的爆炸性新闻事件将2015年8月12日标记为血染的红色，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并转载了这条新闻：“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截至2015年8月19日上午9时，遇难者114人，确认身份101人，其中公安消防人员19人，天津港消防人员34人，民警7人，其他人员41人；未确认身份13人。失联人数65人，其中公安消防人员5人，天津港消防人员44人，民警4人，其他12人。另还有677名伤员住院，危重症56人，累计出院107人。” 可想而知，这一个个数字的背后牵连的是多少撕心裂肺的哀痛。几乎与该灾难一起进入公众视线的是一位消防员战士临行前和好友的微信聊天记录，“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记得给我妈上坟。”一时间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了这些舍命救人的英雄战士们，他们大多是1990年后出生的新一辈，正当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他们用凡人的血肉之躯对抗威力非凡的灭顶之灾，凭的是军人的使命感，拼的是个人的躯体。悲痛扼腕至极，我们不免希望它如果没有发生该有多好！如一首歌中所唱到的，“若‘如果’拿来当借口，是不是有一点弱？”除了灾区民众以外，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保护救灾的英雄官兵。换句话说，在我们痛失英雄的今天，或许我们应该重新考察一下崇高美学的本质和含义。

崇高（the Sublime），作为西方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概念，也备受中华文化的推崇，自古以来它在不同的文化中生根成长。西方崇高美学的源头是希伯来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希伯来人（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受难的历史。面对无边无际的磨难，无法逃避的死亡，希伯来人把求生的欲望、幸福的幻想、炽烈的情绪，转化为对万能之主耶和华的信仰。……这种宗教信仰，追求对有限人生的精神超越。正是这种超越精神，使希伯来文化产生出……一个审美形态：崇高。”［1］然而，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探讨崇高概念的书籍是《论崇高》，它最初于1554年由弗兰西斯科·罗伯特罗（Francesco Robortello）发表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后尼古拉斯·布瓦洛（Nicolas Boileau，以下简称“布瓦洛”）于1674年发表在其翻译的《论崇高》的法文译本中。《论崇高》的原作者身份至今仍然不能确定。学者们一般将它视作是凯瑟斯·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以下简称“朗吉努斯”）的作品。1世纪，面对国力的衰败、道德的沦丧和文艺的颓风，《论崇高》是朗吉努斯就文学和修辞学理论进行论战的产物，阐述自己对崇高的风格，即对伟大文学作品的认识，并对高尚和宏大的语言进行了探讨。朗吉努斯所说的“崇高”包括“伟大”、“雄伟”、“壮丽”、“尊严”、“高远”、“高雅”、“古雅”、“遒劲”等，主要是指美学上的刚性美，“在本能的指导下，我们绝不会赞叹小小的溪流，哪怕它们是多么清澈而且有用，我们要赞叹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甚或海洋。我们自己点燃的爝火虽然永远保持它那明亮的光辉，我们却不会惊叹它甚于惊叹天上的星光，尽管它们常常是黯然无光的；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比埃特纳火山口更值得赞叹，火山在爆发时从地底抛出巨石和整个山丘，有时候还留下大地所产生的静火的河流。关于这一切，我只需说，有用的和必需的东西在人看来并非难得，唯有非常的事物才往往引起我们惊叹”［2］。相较于雄浑的江海大河、汹涌的火山巨石和浩天的星辰，涓涓细流和荧荧爝火般的柔性美作为其相反相成的对立存在，衬托着刚性美。刚性美因为 “难得”和“非常”而更加崇高。这种以刚性美为基础的崇高概念为西方的崇高美学打下了基调。在中国诗学中，有一对与刚性美和柔性美相类似的范畴，就是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学界也将其称为壮美与优美。这两种美“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艺术史上都非常常见。拿词来说，有豪放派与婉约派之分。豪放派的意象世界属于壮美，婉约派的意象世界属于优美”（叶朗 335）②。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壮美和优美分属阴阳，不可偏废。然而随着父系社会对于阳性力量的推崇，中国的崇高概念也逐渐和阳刚的壮美相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