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认识科学中，心智(mind)模式往往具有离身性；而具身认知理论则认为心智不能离开身体而认识，强调了身体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学者叶浩生认为可从如下三方面对具身认识加以理解：“认知过程进行的方式和步骤实际上是被身体的物理属性所决定的”“认知的内容也是身体提供的”“认知是具身的，而身体又是嵌入(embedded)环境的”[1]705-710；许先文则将具身认知与语言学相结合，提出了语言具身认识(Embodied Language Cognition，简称ELC)理论，并认为“人类语言的获得离不开身体、环境的交互作用，其中，身体发挥着核心的参与功能”[2]107-114。

有意思的是，方块壮字作为民间记录壮语的一套符号系统，在创制方块壮字时也充分体现了壮族人独特的具身认识。本文以“前”“后”，“上”“下”，“左”“右”，“内”“外”四组方块壮字方位字作为对象，探究壮族人认知的具身性。

一、“前”“后”

在壮语中，“前”读naj[na3]，与之有关的词组如，baih naj(前面、前景)、naj ranz(房前)、 byaij naj(往前走)等；“后”读laeng[la1]，与之有关的词组如，baih laeng(后面、背后、后方)、dou laeng(后门)、laeng hoz(后颈)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壮语中，“前”和“脸”读音完全相同；baih laeng可直接表示人身体的背后或背脊，可见“前”“后”这两个方位词在壮语中与人身体的部位密切相关。

在《古壮字字典》里，naj音只收录了“脸”而没有收录“前”的方块壮字，但收录了表示“背后、后面”的方块壮字。其中值得研究的方块壮字有如：

(1) [na3；脸、面子][3]346。

(2) [la1；背后、后面][3]270。

从造字法上看，此二字当属于减笔，皆由“東”字减笔而来；亦属于指事，“東”字本属于左右轴对称的字，减笔以后，突出了与之对称的另外笔画的指事作用。由于“前”“后”在方位上属于反义，那末，我们认为“ ”亦表示方位“前”(事实上，在不少的民间文献中，“前”的方块壮字亦写作“ ”)。若以“東”这个近似轴对称的汉字为参照，“ ”左下边的撇喻方位“前”，“ ”右下的捺喻方位“后”。那末，在方块壮字的创制上，似乎存在着“以左为‘前’、以右为‘后’”的认知观念，这种认知观念又体现了壮族人怎样的具身认知呢？

一方面，在壮族的创世史诗《摩兵布洛陀》中写道：“城寨着了火，烧甘歌干栏， 帝王书烧尽。古文字烧光，命帖变火灰，七十梱古书，四千象形字，灰粉随飞扬”[4]67-68。这里已灰飞烟灭的“四千象形字”虽已不可考，但足以说明壮民族在创制文字方面，存在着象形表意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并不会因古文字本身的失传而消失，而是会遗传到后来方块壮字的创制中。另一方面，由于壮、汉民族的长期杂居共存，语言文字的接触必不可必。主要借源于汉字的方块壮字也必然受到汉字形象形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壮族人方位认知表现在文字符号上时也必然受汉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汉字上：

(3)(“人”的甲骨文)，象侧身而立之人，“ ”

(4)(“女”的甲骨文)，象屈膝而跪坐的人侧身之形，从“ ”表示屈膝的方向，可见其亦以左为前，以右为后。

(5)(“身”的甲骨文)，除了中部的圈表示身体之外，与“”仿， “ ”表示略微伸出的手，可见此字所表示的人形的方向亦是以左为前，以右为后。

以上列举的三个与人身体有关的汉字，虽然在汉字层面上并不强调其左、右方位，但是却深深影响着壮族人，激发其文字创制的左右方位感。故而，壮族人秉承着“以左为前、以右为后”的认知观念，创制了如下的方块壮字：

(6)[am5；背(动)][3]1，指事， 表示人的侧身，在其右的·指示人的背，表动作“背”。

(7)[um3；抱(动)][3]476，指事， 表示人的侧身，在其左的·指示人的身前，表动作“抱”。

(8) [am1；低头、俯首][3]395，指事， 表示

(9)[da1；背小孩子用的背带][3]349，形声，

综上，表示人形侧面的自造符“ ”与、、一样，以左边为方位“前”、以右边为方位“后”，较汉字更近一步地明确了象形字的方位感。且由这个象形文字向汉字转化的结果为“了”(仅借汉字“了”之形，不用其音与义)，而以“了”为字素的方块壮字有：

(10) [i:4；仰头、昂首]，[3]376指事，“了”表示人形的侧身，以左为前、以右为后，“丶”的位置齐平人的头部往上，表动作“仰头、昂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