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美国发展已经四十多年，实现了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深度转向：关注现实和思考存在。二十一世纪美国的“911”事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对这一社会现实进行深入地刻画。洛丽·摩尔(Lorrie Moore)便是这样的新现实主义作家。她创作了“新型的家庭式书写”，这种“家庭式书写(domesticated writing)”不以美国历史和政治作为作品的主要叙事，而用“比同辈作家更有趣更复杂的”“讲述细节”(Kelly, 2009: 4)的方式，向读者再现后“911”时代人们的身份建构焦虑、生存恐惧和人生的尴尬和绝望。批评家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从跨国主义和伦理批评的角度反思“911 文学”的再现问题，批判以美国创伤为主要视角的灾难叙事模式，并认为“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作家们纷纷转向家庭式书写，坠入了“私人化”和“家庭化”的陷阱，给读者带来一种“想象力的麻痹”(Gray, 2011: 32)，没有深度观照国际性的、全球化的历史事件，没有参与到文学的国际大对话中。格雷的评论引起学者的争论，学者们纷纷对格雷否认的“家庭式书写”作品进行重新阐释，认为这些作品致力于细小的、支离破碎的人类故事，却彰显了“自我—他者”和“地方—全球”之间的关系(Derosa, 2011)。同样，摩尔的“新型家庭式书写”也反映出与“他者”、国家历史和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

凯利(Kelly,2009: 143)认为“‘911’事件的象征意义不是在揭示美国面对敌人无情袭击的脆弱性，而在于告诉人们整个人类都同等地暴露于残忍的成人暴力之下”。本文通过剖析摩尔的后“911”长篇小说《楼梯口的门》(AGateattheStairs，2009)和两篇短篇小说《离开》(Debarking，2003)、《丢失的文件》(PaperLosses，2006)中对家的书写，从家庭空间暴力书写、家庭生活暴力书写以及家庭安全威胁书写三个方面阐释“911”事件对人们的潜在暴力，展示摩尔如何通过新现实主义的“家庭式书写”表达她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与批判。

二、后“911”家庭空间禁锢

《离开》是摩尔第一篇后“911”短篇小说，讲述了伊拉克战争后离了婚的易拉(Ira)与离婚十一年的儿科医生佐拉(Zora)交往的故事；另一篇短篇小说《丢失的文件》讲述了在反战游行中认识的雷夫(Rafe)和基蒂(Kit)在结婚二十年后两人最终离婚的故事；《楼梯口的门》是摩尔后“911”长篇小说，主人公泰茜·凯尔金(Tassie Keltjin)是一名大一学生， “911”事件后的冬天找到一份照看两岁孩子玛丽·爱玛的工作，爱玛是莎拉和她的丈夫爱德华(Edward)收养的混血儿，拥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在学校，泰茜结交了一位后来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巴西男朋友，与此同时，泰茜的弟弟参了军并在阿富汗战争中牺牲。三部作品虽然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琐碎的家庭故事和家庭关系，只有碎片式的故事片断直接与“911”事件有关，但摩尔借助家庭空间的书写探讨了政治、军事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巧妙地展示了摩尔对后“911”政治的思考。

家庭空间是家庭成员重要的生活场所，但摩尔把三部作品中的家都描述成一个禁锢的场所，在后“911”背景下，这些禁锢的家庭空间使读者联想到关塔那摩监狱(Guantanamo Bay)，摩尔笔下的家就如同监狱一样被禁闭和控制起来。“911”事件后，当泰茜第一次去莎拉家时，她注意到莎拉的家“刷着灰泥外墙的灰色草原式住宅，烟囱被枯萎的常青藤包裹着”，门是“沉重的橡木门”，而莎拉隔壁家的狗被一道无形的电网关在院子里，狗也不停地撞在电网上(Moore, 2009:11, 12)。摩尔把这两个空间并置描述，把莎拉和狗联系起来：莎拉的家如同邻居的狗一样，被无形的电网所笼罩，这个无形的电网就象征着看不见的暴力，它一方面保证着美国家庭安全，另一方面却约束着公民的自由。摩尔借助电网的意象描述家庭空间，表现后“911”家庭自由受到“911”事件隐性的政治因素制约。

门和窗是家庭空间的重要标志，它们是与外部空间沟通的桥梁，但摩尔笔下的门和窗却是密闭的、隔离的。比如《楼梯口的门》书名中的门就是指住宅顶楼爱玛房间的门，而通向这个门的楼梯迂回蜿蜒。莎拉有意把爱玛房间设置隐蔽，用 “门”把爱玛的世界与外界隔开，希望收养黑人血统的爱玛一事不会受到后“911”种族政策的影响。“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对有色种族的态度发生变化，莎拉不得不用隔离爱玛的方式来保护她，但同时也限制了她的自由和成长，这也从反面表现了“911”事件对人们自由空间的控制和约束。在《离开》中，摩尔描述易拉的家“受到国家安全局指示，窗户的边框都用电线捆绑”(Moore, 2008a: 37)，窗原本是家的空间与他者空间交流的通道，但为了安全，它却被封闭起来，易拉一家就生活在这个被“国家安全局”监视的家中。《丢失的文件》中，雷夫整日待在无窗的地下室制作军事火箭模型，基蒂把这样毫无生机的家庭比喻成一个萎靡的西瓜(Moore, 2008b: 17)。无窗的地下室把人和外界绝缘，在这个封闭不透气的空间里，家庭关系也在恶化。在这三部作品中，摩尔通过建构密闭的空间使家庭空间监狱化，这样的家庭空间书写向人们展示了后“911”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他们受“911”事件影响过着监狱化的生活。